媒体采访| 郁建兴教授接受新华财经会客厅专访：浙江“共富”建设亮点纷呈 推动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
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近日接受新华财经专访，对浙江“共富”示范区建设现阶段取得的成效进行点评，并围绕构建共富型制度政策、推动形成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提出建议。
原编者按
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锚定了浙江未来五年和更长时间的奋斗目标，标注了浙江新的历史方位和奋斗坐标。“新华财经会客厅”推出“浙江‘两个先行’·奋斗者说”系列，聚焦浙江各地“践行‘八八战略’投身‘两个先行’”的探索与实践，关注各条战线攻坚克难的奋进姿态、敢闯敢试的先行姿态，深度解析全省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
新华财经杭州8月18日电（记者吕昂）随着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实施，浙江被赋予了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近日接受新华财经专访，对浙江“共富”示范区建设现阶段取得的成效进行点评，并围绕构建共富型制度政策、推动形成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提出建议。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浙江“共富”建设初显成效
一年多来，浙江在“共富”跑道上踔厉奋发，取得良好开局。郁建兴认为，目前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亮点纷呈。一是对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经过一年多实践探索，社会各界对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的理解已基本形成共识。其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必须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元素，要体现“共同”“公平”“平等”等元素，但又要避免走入平均主义的歧路；可持续性，则要求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成为了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诸暨市浙江阿大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袜业智能工厂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二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自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任务以来，浙江一系列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相继推出，形成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1+7+N”重点工作体系和“1+5+N”重大改革体系。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浙江将山区26县作为突破口，基于每个县的发展基础、禀赋优势和主导产业，量身打造“一县一策”，深化50个经济强县结对帮扶山区26县；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浙江通过延伸乡村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深化农村改革等举措，将农村这一“共富”短板弱项转化为潜力优势；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浙江着力推进“扩中”“提低”，针对包括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九类群体分类施策。
绍兴市新昌县下岩贝村茶农俞新星在对茶叶进行摊青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三是“三大差距”已呈现缩小态势。2021年浙江省人均GDP达到11.3万元；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2万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城乡收入倍差由2020年的1.96下降到1.94，城乡消费倍差由1.68下降到1.66，均位居全国前列。一系列数据有力表明，浙江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三大差距”逐步缩小。
杭州市临安区后浪村现代农业园“水果笋”农创客基地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从发展型制度政策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
“我们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不仅仅是对结果公平的追求，同时要关注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符合正义原则的共同富裕。”在郁建兴看来，共同富裕建设还应当深入到造成“三大差距”的制度根源。因此，浙江提出要加快推进从发展型的制度政策向共富型的制度政策跃升转变，具有长远的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共富型制度政策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发展”与“高质量”是新时代发展模式的一体两面，需要同时兼顾，要在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共生共治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杭州市余杭区葛巷未来社区文化家园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其次，共富型制度政策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民生与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体系。应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普遍性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育儿友好型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会，通过综合全面的社会保障网络来抵御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提高人民的保障与社会安全意识。
第三，共富型制度政策需要我们消除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打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建立权益平等的高流动性社会。需要在激励相容和制度匹配的原则下，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消除那些让贫困累积、让不平等代际传递的制度性因素，激励民众以更加主动、能动的精神状态共创财富、共享繁荣。
第四，共富型制度政策还需要重视精神文化领域，注重精神富有。共同富裕始于经济，成于文化。在实践中，要深入推进新时代文化工程，构建文化建设大平台，还要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道德水准与文明素养，全面推进全域精神文明创建。浙江和全国不仅要做一个物质富裕的社会，也要努力追求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社会。
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公众健康体验馆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共富型制度政策是一个超越既有发展型国家与福利国家模式的崭新治理体系，既是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的根本保证，更可望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公共文化产品。”郁建兴说。
浙江“共富”经验有望成为全球治理“中国贡献”
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一个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目前浙江正加快推动改革创新来逐步构建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新优势。郁建兴表示，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产品。
“目前浙江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各地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杭州、宁波是示范引领型，丽水和衢州属于后发突围型，这就体现出浙江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无论建设的类型、选择的路径，总有一款适合你。”郁建兴认为，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经验，是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向外部扩散的，作为“模范生”既有责任来帮助同行者、后发者，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检验体制机制成效、评估政策有效性的应有之义。
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下张家村的茶花展厅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一方面，区域之间产生由包括模仿、学习和竞争等横向机制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例如，浙江诸暨首创的“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推广热潮；浙江安吉创新的“两山”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在安徽、江西、湖北、陕西等地得到推广和尝试；“山海协作”工程在为浙江区域均衡协同发展打下基础的同时，也为浙川协作、粤桂协作、粤黔合作等区域协作提供方法论支撑。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之间产生由共同富裕核心价值共识和政策共性特征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浙江公共服务领域的医共体和教共体建设、城乡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动、城乡同质同标的免费健康体检制度等，为其他地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列车行驶在金台铁路仙居县境内的永安溪特大桥上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以浙江为示范区，在全国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有望能够超越西方的福利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贡献。是浙江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我们对浙江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追求和向往。”郁建兴说。